得知家里５个人被坍塌的房屋掩埋时，他没有回去；

　　得知母亲和弟弟遇难后，他没有回去；

　　得知弟弟的遗体被挖出要安葬，他没有回去；

　　母亲的遗体被乡邻挖出来了，就要下葬了，他回去了。

　　弟弟家离乡政府所在地就３公里路。他在回去的路上才想起，自春节后，他就没有见过母亲了。当时已经是５月１６日下午，距大地震整整４天。

　　母亲安葬得匆忙寒酸。请乡邻帮忙挖了个坑，把几年前准备好的寿材抬过去放坑里，再将母亲放棺材里，填平土坑。没有寿衣、没有哀乐，没有哪怕最简单的仪式。

　　山里人重安葬。帮忙的乡邻都觉得他“太不孝”。可是他们又明明看见这个坚强的男人泪流得像决堤的洪水，哭得那么彻骨，哭得那么绝望。

　　抹掉泪水，他似乎一下子就从绝望中坚强起来。冲着坟头狠狠地磕了三个头，他又转身离去。

　　母亲活着时，他有３个多月没见了；母亲遇难后，他整整４天没管；母亲下葬，他待了２个小时。

　　马传荣这个四川省安县高川乡的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都在干什么？

　　地震发生时，高川乡党委书记、乡长都不在乡上。冲出办公楼的乡干部和正在乡里办事的村民余悸未消，马传荣迅速把大家组成三个应急小组。

　　“赶紧去学校，那里有几百名学生！”几位干部立即奔向学校。很快，消息传来：学校没有垮塌，学生安全转移，只有几名学生受轻伤。

　　乡政府旁边一幢３层楼房坍塌。马传荣赶紧带人过去挖掘，３楼的４名被埋群众被挖出来，立即抢救。

　　强烈余震仍在继续，不断有房屋坍塌、群众被埋的消息传来。

　　马传荣指挥几个应急小组尽最大可能地挖掘抢救被埋群众，到各村摸清灾情。

　　下午６点左右，有同村的乡邻跑来告诉马传荣，“你弟弟家的房子倒了，你妈和你弟弟好几个人遭埋了，赶快去救。”

　　　“当时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马传荣说，“我赶紧问他，看得见他们不，听得见叫唤不？”那位乡邻说：“房子垮了，看不见他们，也听不见。”

　　“要是他们真没了，我回去也没用；要有的救，周围邻居也会救的。”马传荣很快做出了选择———赶紧抢救眼前这些有救的人。

　　晚上１０点多，抢救出来的伤员和转移出来的群众２０００多人聚集到乡政府前的开阔地上，情绪很不稳定。马传荣组织干部撑拉了一大张防水布，群众有了住的地方。

　　马传荣组织乡干部和村干部把乡上的食品、水、药品都集中起来，统一安排。由于不知道要被困多久，他们用大锅煮稀饭给群众喝，一人就一勺，一天两顿。群众吃了有剩的，乡干部再喝点儿，若没有，就“克服（不吃）了”。

　　１３日、１４日，马传荣和乡干部们继续深入偏远村落摸清受灾情况，抢救伤员，转移受灾群众。其间，有邻居给马传荣报信，被埋的５个亲人中除了母亲和弟弟，另外３个都被救出来了。马传荣“嗯”了　一声，没有回去。

　　１５日，安县派出的小分队和首批救援部队赶到高川乡。马传荣和乡干部抓紧协助部队把重伤员转移出去。又有邻居跑来报信，弟弟的遗体挖出来了，要下葬了。马传荣没有回去。

　　经过首批转移，高川乡的情况基本稳定下来。１６日上午，那个邻居跑来气冲冲地说：“你这个不孝的东西，你妈就要下葬了，还不回去看最后一眼！”

　　马传荣这才向乡党委书记邓文平请假。邓文平张着嘴惊讶了一会儿才说：“怎么现在才说？赶紧回去见老人家最后一面。”

　　１９日深夜，大部分群众都被转移出来后，马传荣又赶到山下的受灾群众安置点安置群众。

　　２２日中午，记者在安置点找到马传荣，他个子不高、脸被暴晒后呈暗红色。他说：“地震后，我今天中午第一次吃到干饭和蔬菜。今天凌晨，我在地上睡了４个多小时，是睡得最安逸的一次。”

　　是什么在支撑他？“山震垮了，房子震垮了，但人不能垮！精神不能垮！”马传荣说，“那么多受伤受灾群众看着我们党员干部，指望着我们，我们决不能垮！”

　　谈到母亲和弟弟的遇难，这个男人声音低了下来。他说：“我在埋我妈的地方放了一块石头做记号，我也记得那个地方，今后肯定能找到。”马传荣眼睛红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他扭过头，强忍着，泪水还是掉了下来。

　　在马传荣和乡干部、村干部的奋力工作下，高川乡的２００多名重伤员和５０００多名受灾群众被安全地转移出来。问及家人现在的情况，马传荣说，爱人已经平安，儿子和女儿都在成都上大学（当时政策允许山区家庭生两个孩子）。“他们奶奶去世的事，我还没敢告诉他们。这两个孩子是他们奶奶一手带大的，和奶奶特别亲。”

　　记者在离开的时候遇见了刚从成都赶回来的兄妹俩。哥哥马林在四川大学数学系上四年级，黑瘦，腼腆。他昨天（２１日）还在都江堰的受灾群众安置点作志愿者，今天就赶了回来，“想为乡亲们做点事。”

　　问及奶奶和叔叔去世的事，马林沉默了很久才说：“我真希望奶奶和叔叔是当时就没的，这样他（爸爸）才能不那么内疚。要是他们（奶奶和叔叔）在天上看到他做的事，也不会怪他的。”（尹健）

  （来源：中国廉政网——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