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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钟岳的为官方式:俭朴勤政 正气凛然

编辑时间: 2019年05月28日   来源: 剑川县纪委监委   点击:

        周钟岳一生学贯中西,经历复杂、历官数十。新中国成立前,他必须周旋于军阀、官僚和各种人物之间,但他能做到同流而不合污,他始终以克己奉公、高风亮节、恪尽职守、廉洁淡定的形象受到人们的普遍敬重。

周钟岳(1876至1955),号惺庵,白族, 云南剑川县人。清朝云南最后一位“解元”。1904年,他东渡日本,先后肄业于弘文学院和早稻田大学,习得师范和法政专业回国。周钟岳一生经历了从清朝到新中国几种不同的社会,他先后任清朝云南学务公所普通课课长兼两级师范教务长、民国云南军政部参事、参议院参事、军政府秘书长、教育司司长、滇中观察使、代理省长、省长、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考试院副院长、总统府资政。1947年告老回昆明。

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等。周钟岳一生学贯中西,经历复杂、历官数十。新中国成立前,他必须周旋于军阀、官僚和各种人物之间,但他能做到同流而不合污,他始终以克己奉公、高风亮节、恪守、廉洁淡定的形象受到人们的普遍敬里。农民生活感触很深,具有强烈的关注民生的意识。他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熏陶,始终把人品、官德和学问看得比权势和利禄更重要。他一生饮食简单,从不大鱼大肉。穿着朴素,好衣服只在重要场合才舍得穿。他的孙子回忆说,祖父好衣服也就是照片上见到的那几套,冬天,长衫下面常常穿的是打着补丁的棉袄。周钟岳退休后,家中除了大量的书籍外,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而这些书也都先后捐给了剑川同乡会、云南大学和云南省图书馆。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全国一致要求抗战,而英美等国存在观望态度。周钟岳为此撰写了《国抗日之重大意义,敬告诸友邦》的文章,在报上发表,揭发倭寇之野心,敦促美英等国予以注意,希望他们支持中国抗战。周钟岳夫人周顾筱文也激愤于日军的铁蹄对我大好河山的践踏,拿出自己压箱底的金手钏一对,捐出用以犒劳抗日将士。周钟岳在8月26日代夫人周顾筱文草拟的《致云南各界抗敌后援会》的信中激情洋溢地说:“日寇侵华,横蛮无理。全国抗战,妇孺同心。男子既有同仇敌忾之思,妇女亦有撤滇助军之义。惟筱文夙无私蓄,自结婚以来30年间无一簪一珥之添,兹将笥奁中所存金手钏一双捐送犒军,聊效绵薄。”

       抗日战争初期,日军不时轰炸重庆,周钟岳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暂住在重庆浮图关李家花园内的一所楼房上。一个阴雨天,他正伏案批阅文件,破旧的屋顶突然漏起雨来,秘书段贡元只好在旁边撑着雨伞,为他挡住屋顶漏下来的雨水。这时,正巧友人胡以钦来访,见此情景,不禁愕然!一位堂堂部长竟打伞办公,实在出人意料。等他老人家进卧室休息后,胡以钦问段秘书:“老部长房内漏雨,你为什么不叫人来检修一下?”段秘书说:“部长不让我去叫。” 胡以钦说:“你马上打电话给内政部管总务的人,叫他们立即派人来修。”胡以钦随后对周老说:“您的房子漏了都不让人修,搞病了不好啊!”周老回答:“国难期间,一切从简,马虎一点,过得去也就算了。”

1944年6月18日,周钟岳接到王九龄来信,揭发云龙县县长夏贞立鱼肉百姓,无恶不作,并已将其胡作非为的详情转到云南省民政厅。但王九龄说,由于夏贞立是他保举的,现在他贻害乡间,王九龄自己感到愧悔交集,希望将他撤换掉,而又难于启齿。

在收到王九龄信件的第二天,周钟岳就给云南省民政厅行长陆崇仁写信。他在信里首先坦诚地承担了推荐夏贞立的责任他说,浙江夏云峰先生是海内理学名家。周钟岳自己曾于1928年到浙江富阳访晤他,因而结识了他的儿子夏贞立。云峰先生于1930年病故,夏贞立也没出门。到日寇侵华,富阳沦陷,夏云峰旧日门弟子一封接一封来信,请求周钟岳救援夏贞立。周钟岳于是写信叫夏贞立来重庆。夏贞立到重庆后,起初还守礼法。时间长了,周钟岳就发现他操行不端,于是不时加以告诫。王九龄到重庆后,也以旧相识答应推荐他为云龙县县长。王九龄回云南后,又来函催夏贞立赴滇,以便转请予以委任。夏贞立临离开重庆前,一定要周钟岳为他写推介信。周钟岳于是给他写了致云南省民政厅的推介信,并嘱咐他如果被委以职务,务须勤恳、谨慎办事,以廉洁、守德要求自己。夏贞立启行时来见周钟岳,周钟岳又告诫他,不要以云龙为边远之地,云龙也是文献之区。周钟岳说,夏贞立到云龙上任以来,没有给他写过一封信。直到昨天接到王九龄的来信,说他在云龙鱼肉人民、无恶不作,周钟岳认为王九龄揭发的应当是事实。他明确表示,为维护地方人民的利益,应对夏贞立进行撤职查办,不要因为他曾经给他们写过推介信而不肯把他绳之以法。周钟岳说,我虽然与他的父亲有旧,但不能曲徇私情。

在给云南省民政厅长去信的同一天,周钟岳也给王九龄复信,告知王九龄他对夏贞立问题的态度和向云南省民政厅提出的处理意见;同时,他建议王九龄,处理夏立贞,要让地方罗列事实,正式向主管机关告发他,然后依纪依规办理,不能以他的一封来信为根据处理人。

同一天,周钟岳还处理了另一件贪污案件。据报,有不肖县长借雨岩奖学金名义,向本县富户增派、勒索捐款,少则数千元,多则数万元,然后把这些捐款尽入私囊。经周钟岳了解,募集雨岩奖学金,原系随意乐输,并无强派性质。他致函相关负责人孙慕迦、李庚生,明确提出:“今既有此流弊,请查明捐册。”同时决定,在已发雨岩奖学金募集通知的各县,迅速收回通知,停止劝募活动。

       周钟岳虽身居高官之位,却非常节俭,收入常常不够开支,借钱养家也是常有的事。他的日记中就有多次关于借钱的记载。例如,1912年秋,周钟岳在北京顺天号钱庄借款二百元,原来商量好到云南后还。回云南后手里一直拮据,一时难以还债,后来还是他的老师赵藩函电北京友人李勤枫,帮他垫付销账。虽然经济困难,但是,他不该拿的坚决不收。1911年,他要到北京工作,临行前,两级师范托人将他任教务长时的一个月薪水给他。周钟岳说自己已经辞职了,没有理由再享受薪水,于是推辞不收。来人劝说这是对他过去工作的补偿,他才答应作为借款暂时收下,并说今后回云南一定要奉还。还补充说,以后不要再“以银钱接济”,这样既会“伤廉”,又会助长自己的“奢侈之习”。后来周钟岳回到云南,果然从几个朋友处借钱还上了这笔“借款”。

尽管生活待遇差,周钟岳对工作一向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宣统三年(1911)十月初八的日记中记载,他任都督府秘书长期间,“黎明至夜分,少休息,不觉有疲劳,然翌年之病,实基于此一关。”可见,是不分昼夜的工作使他积劳成疾。两级师范学堂是清末云南的最高学府。周钟岳曾担任该学堂的教务长。以下是他当时为自己制定的一周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日程:

周一至周六——

上午 6至7时:晨起,盥漱。

7至8时:早餐。

8至9时:读英语。

9至10时:阅公牍。

10至11时:进学堂。

11至12时:办事。中午 12至1时:午餐。下午 1至2时:议事。

2至3时:学算(学)。

3至4时:写英文。

4至5时:读中外政书、文学。

5至6时:读中国政书、外国政书、教育。

6至7时:返公所晚餐。

7至9时:办公牍。

9至10时:阅报、写日记。

星期天——

上午:阅公牍、会议。下午:野外散步、访友。

晚上:办公牍、阅报、写日记。

由此观之,周钟岳先生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是紧张而有次序的。早起,没有午休和星期天全休时间。作为教育官员和学贯中西的学者,他仍然安排了不少读书学习的时间。尤其重在学习外语、中外政治和教育。我们整顿“四风”,克服官僚主义和“文山会海”,周钟岳先生淡定从容、重视学习的为官方式,也是值得借鉴的。(王明达)